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迎来了第三次考古大发掘，再次引爆了考古界和史学界的巨大轰动，而三星堆文化之谜也成为当今国人最为关注的文化议题，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更加充满了底气。

关于三星堆文明的种种谜团，究竟怎么才能正确破解呢？笔者认为：首先应从上古巴蜀文明的源头上说起。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令张仪、司马错率军伐蜀，蜀败后归秦。

公元前256年，秦昭王任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率蜀郡民众修筑都江堰，古蜀地成都平原由此汗涝保收。

汉景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太守，完善水利，开办学堂。四川盆地从此真正成为了“天府之国”而名不虚传。

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先后考古发掘，出土了成千上万的珍贵文物，其考古事实证明，早在古代蜀国灭亡归秦前的1500多年中，上古蜀国就有着无比辉煌的远古文明。

根据《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记载，上古蜀国曾历经“蚕丛、柏灌、鱼凫”三个时期，其间三个王朝存续时间分别长达数百年。后来“杜宇”和“开明”王朝又先后建立，直至蜀国被秦国所灭。在古蜀国五代蜀王分别统治期间，一直流传着诸多神话与传说，种种谜团长达3000余年至今未解。

故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也发出感叹和疑问:“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古代蜀国究竞从何而来？古蜀文化又怎样传承与发展？嫘祖及炎黄文化与古蜀之间又存在何种渊源与联系呢？

正如原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李学勤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强调：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可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华文明研究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来求得解决。

2019年4月29日，四川省召开了全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提出大力推动四川文旅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四川文化强省和旅游强省。因为四川文化是伟大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诞生了嫘祖、大禹等人文始祖的历史传说，创造了神秘灿烂的古蜀文明……(我们)要大力推进古蜀文明传承创新，加强三星堆遗址研究、发掘和保护，与金沙遗址一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建设世界古文明研究和文化旅游高地……

2018年3月，第三届海峡两岸嫘祖文化交流活动暨2018年华夏母亲嫘祖故里祭祖大典在四川省盐亭县隆重举行。

嫘祖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巴蜀文化兴起的源头之一，嫘祖、蚕丛、颛顼、大禹、柏灌、鱼凫这些古蜀史前人物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和联系呢？

在古代史书典籍中，所大量记载的“嫘祖、雷祖、累祖”等各种名称均为同一人。嫘祖是炎黄文化时期的人文女祖，据四川省盐亭县出土的嫘祖圣地《唐碑》记载: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是以尊为先蚕！

四川省盐亭县即古之“西陵”，其地理位置东面临巴、西面接蜀，位于古代巴蜀文化之中心地带，是嫘祖的出生地和归葬地。嫘祖也称西陵氏或西陵氏之女。

嫘祖与上古蜀国在地缘上存在着密切联系，那么上古蜀王“蚕丛”与嫘祖之间，究竟又是什么关系呢？

据《山海经·海内经》载：“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同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流沙之东的“朝云之国”，是黄帝与嫘祖的居地。黑水之西的“司彘之国”便是即今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之间的大片区域。

上古时期的藏族、羌族、彝族三个少数民族曾因此片区域水草丰盛，长期在此过着游牧和采集的部族生活。马尔康市的东北部有若尔盖和红原两个大草原，该片地区之土壤属于典型的黑泥碳结构，上古时其水源十分丰富，故有“黑海”之称，其流出之水，也被称之为“黑水”。至今，在阿坝州马尔康市附近有一个黑水县，县内有黑水河及达古冰川存在，黑水河南流汇入岷江。

现今的四川康定市，雅安市和西昌市应当就是《山海经-海内经》所记载的“司彘之国”所在地。在川西的这片区域聚居着藏、羌、彝等少数民族和汉族人，这里有条著名的河流叫大渡河，是四川西部最为重要的文化走廊，是长江上游重支流之一，大渡河从康定市流出后，经过汉源县、石棉县流至现在的雅安市，大渡河与青衣江在雅安流出后，最后经过乐山市与岷江合流。

大渡河就是《山海经》和《史记》中多次提到的“若水”。由于古代“司彘之国”中藏、羌、彝三个少数民族长期在此片地域生活和居住，他们崇尚祭祀天地和神灵，所以才有“司彘之国”的称谓。其藏族同胞的文化图腾是牦牛，羌族同胞的文化图腾是羊，彝族同胞的文化图腾是猪和当地自然界的动植物。

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嫘祖所生之子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即大渡河流域，而他们均属于川西羌民族中的“氐羌”族。后来归化到了炎黄族大家庭，到汉代成为了川西汉民族的一部分。由于“司彘之国”区域人口的不断发展和繁衍，其中有一部分藏族牧民便在甘孜州的康定市一带聚集，后因继续向西扩展，一直到达现今的昌都和西藏等大部分地区。藏族人发明了文字“藏文”，每年的正月是藏民的新年，锅庄舞和牛羊肉是他们节日狂欢的固定内容，他们也用天然材料调配颜料，精美绝伦的唐卡是藏民的最高艺术成就。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他们整个民族仍处于封闭的奴隶制社会发展时期。

彝族人在凉山州狭长的安宁河谷平原过着稳定和富足的生活，他们的首府的是西昌市，肥沃的安宁河谷平原是彝族人稳定生活的保障。今天的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还大约生活着400多万彝族同胞，火把节是他们的新年，其艺术成就有歌舞、服装和漆器等，彝文只有少数统治者和祭师掌握，坨坨肉（大块猪肉）是他们最喜欢享用的美食。同样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仍然停留在奴隶制社会发展时期。

嫘祖之子“昌意”率族人迁徙到雅安荥经一带 昌意之女“韩流”生帝“颛顼”

黄帝嫘祖之子“昌意”由于受到黄帝的封赐而降居在若水，其大部分族人则生活在今雅安巿及其周边区域地带，雅安市荥经县直到现在还保留传承着制陶工艺，当地生产的沙锅、沙罐非常有名，其生产工艺与制造习惯一直保留至今，因为制陶文化与生产技术是黄帝一族“朝云之国”发明专利，也是黄帝一族最为重要的文明成就之一。当地人称此地为“颛顼故里”。

四川西部的阿坝、甘孜、凉山三个自治州和雅安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此片区域在中华民国时期称为“西康省”，雅安市为当时西康省的“省会”。1955年，新中国撤消了“西康省”，并统一划归到四川省管辖。

在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若水”，但并未说明若水在何地方？因为在四川境内有8条大的长江支流，其中分别有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沱江、涪江、嘉陖江和渠江。而唯一称为河流的只有“大渡河”，并且从大渡河流域北上可直达青海。经四川考古队多次考古发掘证实，大渡河流域才是川西地区最大的古代文化走廊，其藏、羌、彝三个少数民族与氐羌汉族文化相互交织，其考古年代可达6000年以上，与黄帝嫘祖时期的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大渡河实际上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了。

正因为《史记》中“若水”的位置记载不明，导致《山海经》中所载的“司彘之国”和“若水”地望至今无人考证，《山海经》所载史事也得不到广大史学家们的研究和重视。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黄帝娶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由此可以看出：昌意娶蜀山氏所生的“韩流”是个女孩，曰“阿女”。关于“韩流”和她的美女长相，《山海经》也描写得十分清楚和详细。

但从古至今就有许多疑古派史学家认为《山海经》这一记载不可信，并提出了否定和质疑。就连大圣人孔子和史学泰斗司马迁对于《山海经》中关于“韩流”的这段记载也持不认同的观点，其理由是因为荒诞不经和神话传说过多，导致“韩流”这个最为重要的古蜀人物未得到史籍的重视和收录。

司马迁甚至在《史记》中就把“韩流”这个古蜀国重要的女性人物直接给删除了。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在汉武帝统治的封建社会时期，皇帝位的继承有着严格规定的。黄帝的孙女“韩流”生下了颛顼，而“颛顼”后来又继承了黄帝之帝位，这在汉武帝统治的封建社会时期是非常敏感和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有吕后干政和外戚专权事件发生，如果《史记》收录韩流‘作为一个因养蚕的女性，而被黄帝封赐当上了蜀国女王，这样的记载是要犯大忌的。同时也不符合当时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帝王思想，加之带有神化色彩而更加不敢收录，所以司马迁就直接记载成“昌意娶昌仆，生帝颛顼”。这样帶来的后果就是将作为黄帝与嫘祖的曾外孙颛顼，就直接变成黄帝的孙子了，这样继承黄帝位就没有任何异议和理所当然了，而实际上黄帝颛顼处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帝位继承主要看才能和德行，而与封建社会之皇位继承是有很大不同的。

《山海经》中记载的女性有很多，而“韩流”这位女性由于生帝颛顼，并继承了黄帝之位的原因，所以《山海经-海内经》将她的长相描述得十分清楚，如她的头发用丝帛高高扎起(擢首)，耳朵上带有装饰物而显得非常漂亮(谨耳)，正面脸部长得非常好看(人面)，丰腴的乳房和性感的嘴唇显得十分性感(豕喙)，身上穿着像麟片状花纹一样的蚕丝作成的帛衣(麟身)，臀部后有一条细细的象小渠一样曲线美的屁股(渠股)，脚上裹着布袜，一双小巧美丽的秀脚尤为好看(豚止)。

由此可见，在上古时期，古人发明文字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要把“韩流”这样一位重要女性十分形象地描写出来本来是非常困难的。而《山海经》以这样的记载方式描述韩流这位女性实属罕见！

如果研究和去过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人，就会发现馆中有一座青铜大立人像与上述《山海经》对“韩流”的记载和描述高度吻合。

颛顼之母“韩流”受封成为“蚕丛女王” 民间称之为“蚕神”

三星堆出士的精美人物青铜大立人，究竞是不是《山海经》中所载的“韩流”呢？

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蜀志》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西汉文学家杨雄所撰《蜀王本纪》载：“蜀之先王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又次曰鱼凫”。

明朝万历年间郑朴收录的《壁经堂丛书》均载：蜀之先，始于古蜀国先王蚕丛。

《山海经》记载：昌意生“韩流”。

古书《世本》《竹书纪年》也有记载：昌意生“乾荒”。而“韩流”与“乾荒”皆为同一人物，“韩流”取淖子，生帝颛顼继承黄帝位。这就清楚的说明了 “韩流”是黄帝与嫘祖的孙女儿，“颛顼”为黄帝与嫘祖的曾外孙无疑。

春秋孔子与西汉司马迁在编写整理五帝史料时，直接删除了“韩流”(或乾荒)名字，把“颛顼”直接认定为昌意之子即黄帝与嫘祖之孙。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时期，史学界和封建帝王绝不允许继承轩辕黄帝位的“颛顼”非直系血统所生，这是史家之大忌。孔子和司马迁处于封建社会的特殊时期，况且“韩流”属于古蜀国一个地方历史人物，未被收录进《史记》中也是情有可原的。

由于司马迁开了这个先例，在以后的所有史料典籍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韩流”(或乾荒)的名字了，连西汉文学家扬雄、东晋常璩这些成都籍的史学家们，在撰写古蜀地方史时也没有把“颛顼”之母“韩流”收录进去，这就造成了古蜀历史的重要人物缺失，给后人留下千古之谜和种种悬念，这也是古蜀文明数千年来不能真正破解的原因所在。

由于嫘祖首创人工栽桑养和抽丝织帛，法制衣裳，史书上被称为“先蚕”。其孙女“韩流”率族人在川西古蜀地雅安、眉山和乐山一带继续扩大和推广栽桑养蚕，也是勿容置疑的。在今天的四川雅安、乐山、眉山及成都周边等地区，仍然留传着栽桑养蚕的习俗。眉山市青神县至今还流传着“青衣神”栽桑养蚕的传说，德阳什邡市也有蚕女马头娘的故事广为流传。说明从“韩流”开始，蜀地广大妇女及“韩流”之后裔，从事栽桑养蚕者众多，从而有了“蚕丛”之说。“韩流”也就当然成为了“蚕丛”母系社会之氏族首领，后来被人们封为了“蚕神”。史书形容“蜎蜎者在蜀”就是蚕丛韩流推广栽桑养蚕的最有力证明，在古代四川，男耕女织是最基本的社会分工，蚕丛养蚕都是女性的工作，所以很少有男同志去干养蚕的事情，很多史学家均主观地认为：因为蚕丛是开国蜀王，当然应该是一位男性，如果有这样的观点和认识，实际上就与真正的历史事实背道而驰了。

《绎史》记载：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

有部分学者认为“蚕神献丝”是嫘祖或岐伯所为。实际上嫘祖在黄帝斩杀蚩尤时，就早已经去逝了。黄帝与蚩尤交战，一直持续到黄帝晩年。而岐伯是我国中医始祖，也是四川盐亭柏梓人出生，他的妹妹叫岐娘，嫁人后生了嫘祖，所以岐伯就是嫘祖的亲舅舅，同时又是黄帝在医学方面的老师。

《黄帝内经》是黄帝与岐伯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记录并留传下来的最早中医典籍，当然岐伯的年龄也比黄帝和嫘祖都还要大。由于岐伯早年从家乡四川盐亭北上，沿秦岭一路采药和治病救人，最后在到达陕西陈山（今宝鸡）时，结识到了黄帝，并给黄帝谈起了自己的外侄女嫘祖养蚕和抽丝织锦成衣的事迹，黄帝由此对嫘祖心生爱慕，并通过岐伯的引荐最终娶到了嫘祖。所以在黄帝斩蚩尤时，凭岐伯的身份和地位，根本不会存在岐伯要去向黄帝献丝邀功的事情。

而黄帝孙女“韩流”因为继承了嫘祖之衣钵，古蜀国又盛产丝绸，于是给黄帝爷爷献上古蜀国出产的珍贵丝绸才最符合情理。因为“韩流”献丝有功，被黄帝封为了古蜀国的首任“蚕丛王”就理所当然。蚕丛王成为“蚕神”，更加巩固了其作为女性在王权上的统治地位，也只有这样，才是最符合蚕丛封王这一基本历史事实。

李白的老师——唐代经略学家赵蕤与嫘祖一样都是四川盐亭人，其所题唐《嫘祖圣地》碑文及《南岳志》云“盖西陵氏(嫘祖)始蚕，后人祀之为‘先蚕’”。当然“蚕神”为蜀王蚕丛即“韩流”本人也就无可厚非。

蚕丛女首领“韩流”，因向黄帝献丝而有“织维之功”，因此受到黄帝封赏，于是就成为了古蜀国首任“蚕丛王”，“蚕丛王”由此开国。这也正是李白千年之问：“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中“蚕丛开国”的真正答案！

广汉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神像的人物原型就是古蜀开国蜀王“蚕丛王”韩流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手中，似乎握着某种神秘的器物，很多学者和研究人员猜测为象牙，玉璋或其它法器，其实都是错误的。

根据“蚕神献丝”的历史事实可以得出结论：青铜大立人手中所持之物，肯定就是“韩流”献给黄帝的那匹上等丝绸。

也许有学者会提出反对意见和质疑。根据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碳14同位素年代测定，三星堆的历史属于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100年之间的古蜀国鱼凫王朝时期，而蚕丛是黄帝与颛顼同一时期之上古人物，与鱼凫王朝时期相比，前后相差了1000多年时间，青铜大立人又怎么可能是蚕丛呢？

根据《史记》《世本》《竹书纪年》等古籍和史书记载，从轩辕黄帝到颛顼、帝喾、尧、舜、禹，再到后来的夏商周时期，其帝位的继承都是在黄帝与嫘祖的两个儿子，即“昌意”和“玄嚣”的后代中轮流传位的。

古蜀国“蚕丛、颛顼、大禹、柏灌、鱼凫”等重要历史人物均是“韩流”的后裔。到了殷商鱼凫王时期，三星堆是当时古蜀国最大的王城，青铜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古蜀国的统治者们出于举办盛大祭祀和祭祖活动之需要，就把自“蚕丛王”开国以来的历代先祖和古蜀王，当然也包括“柏灌”和“鱼凫”时期的历代古蜀先王在内，全部铸造成青铜人像和头像，用来祭祀氏族祖先、古蜀国王历代烈祖烈宗和古蜀国王朝的历位统治者都位列其中。

在上古蜀王朝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基本上没有战争和激烈争夺王位的事件发生，其王权和神权高度统一，王权和王位继承也是比较平稳顺利的，所以在铸造青铜人像时，第一位能享受全身青铜神像资格与荣誉的古蜀国王非开国蜀王“蚕丛”莫属，而“蚕丛”又是历代蜀王之女祖至高无上，以后其他各位诸王也就只能享受到青铜头像的待遇。其中另有三位杰出蜀王如柏灌、首任及在任鱼凫王则享受了金面青铜头像的资格。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中共发掘出54具素面青铜蜀王头像，均为上古三代蜀王朝时期之各位统治者。

根据我国历代帝王平均在位时间长短及年限来推算，中原皇帝平均在位时长为25年一代。三星堆祭祀坑中共出土了54个青铜素面人头像，3个金面青铜人头像，再加上蚕丛“韩流”、昌意及嫘祖三代人，共计有60代人的古蜀国王朝历史，含“蚕丛、柏灌、鱼凫”三个时期。由此就可以推算出自蚕丛开始，到三星堆最后一位鱼凫王时为止，总共经历了1500年时间，根据三星堆最后消亡的考古时间在距今3100年左右来断定，其蚕丛开国的时间应当在4600年左右之间，此时间正好与轩辕黄帝和嫘祖所处的时代同步。由此证明:三星堆出土之青铜大立人神像，实际上就是古蜀国开国之王“蚕丛”的人物原型罢了。

开国蜀王“蚕丛”与后代蜀王之间的相互应证关系

成都金沙遗址的考古时间在距今3200年—2800年之间，是三星堆消亡后，鱼凫王朝的幸存者们迁都金沙遗址后，重建和兴起的后鱼凫时期之古蜀王朝，历经了400余年时间，与前期三星堆鱼凫王朝600年统治时间加在一起，整个古蜀鱼凫王朝前后存续时间长达1000年。

继鱼凫金沙王朝在距今2800年前消亡后，古蜀国“杜宇”王朝又重新兴起，其统治时间大概只有50余年时间。随后的“开明”王朝取代了杜宇朝，开明氏王朝总共历时12代，合计有360余年的统治时间。从金沙鱼凫王朝消亡在距今2800年的时间算起，“杜宇”、“开明”即望丛二帝两朝共计历时410余年，大致可推算出“开明”时期最后一位蜀王的亡国时间应当在公元前310年前后时期。而秦国大将军司马错率军最后灭蜀的时间，正好在公元前316年。由此看来，古时各代蜀王的世系与年表，同现代考古之年限是基本吻合的。

据成都现代考古发现，在成都周边及郊县的温江、郫县、崇州、新津、大邑、双流、都江堰、邛崃等地，又发现了6—8座上古蜀国古城遗址。其碳14同位素年代测定在距今3700—4500年期间，被称为“宝礅文化”遗址。其对应的古蜀国应当为柏灌时期及诸王统治者，宝礅文化之前便是蚕丛时代。继金沙遗址、成都十二桥附近又考古出了新的遗址和船棺墓葬群，被称为成都十二桥文化，它们属于同一文化时期，一其考古年代在距今2800～3200年之间。而后面的望丛二帝文化时期，其考古年代大致在距今2300—2800年之间，实际上也就是杜宇和开明王朝之统治时期。

在研究古蜀国历史和三星堆文明中，笔者根据《山海经》重要记载，初步勾划还原出了上古蜀国的一些基本史实和三星堆之古籍考古依据。而令人遗憾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忽略了韩流生帝颛顼的事实，以《山海经》系神话传说不敢采信和收录为由，错误的把昌意定性为颛顼之父，由此造成了古蜀国近3000年的历史无从考证，其神秘色彩与种种谜底更是令许多人至今无法破解！

以上嫘祖与古蜀“蚕丛开国”之史事论考，才是我们研究三星堆与古代巴蜀文化的真正源头和突破口。

正如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结尾总结时解释道：“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也就是说：“读书人常常提到五帝已经很长时间了，而孔子整理汇编而成的《尚书》只记载了尧帝以来的事情，可是诸子百家们又常常提到黄帝，其文字记载又很不规范，所以我就感到十分为难……我看到《五帝德》、《帝系姓》的记载非常详尽了，其所载内容都是真实的……我于是就选择那些规范记载的内容，作为《史记·五帝本纪》的首篇了”。

因为黄帝、嫘祖、蚕丛（韩流）、颛顼所处时期为原始社会之新石器时代，古人的信仰还处于半神半人的原始信仰时代，而司马迁却身处2500年以后的封建社会时期，封建社会的历史也不认同原始神化了，但他还是认为很多古书上记载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和正确的，因为《山海经》记载神话传说太多，因而存在不雅和不符合历史规范，所以就不选择把《山海经》中的一些史实收录进来，至于像黄帝、嫘祖和《五帝德》这些大的历史人物，虽然充满了神话都收录到《史记》中了，而唯独开国蜀王“韩流”不但不收录收，反而给直接删除了，这可能有他太史公的难言之隐罢了！笔者想《史记》不收录也是情有可原的！

（作者 何佩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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