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并称，是古代文明中惟一没有中断、一直绵延传流的文明。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兴起到繁盛的重要历史时期。遗憾的是，我国传世文献上记载的古代确切年代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这之前的历史纪年都湮没在千古尘烟之中，成为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的重大缺憾。

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世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推算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晚清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断代”研究变成一个“工程”，缘起于当年主管科技的国务委员宋健九十年代中期出访非洲，参观卢克索遗迹时，获知埃及的断代问题经百余年研究已基本解决，法老们的在位年代可以精确到数年以内。相比之下，我国古史缘起却不够清晰。不久后，宋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目标

1996年5月16日，作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该工程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结合，设置9个课题44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力求作出能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根据各历史阶段材料的不同情况，《夏商周年表》要达到对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对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对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对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方法

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了9个学科12个专业，200多位专家学者联合攻关。历史学家将以历史文献为基础，把中国历代典籍中有关夏商周年代和天象的材料尽量收集起来，加以分析整理；天文学家要全面总结天文年代学前人已有的成果，推断若干绝对年代，为夏商周年代确定科学准确的坐标；考古学家将对和夏商周年代有密切关系的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研究，建立相对年代系列和分期；在测年科学技术方面，主要采用碳14测年方法，包括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计法。

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都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

如果该工程顺利，将有可能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给出了一个时间上的标尺，但目前该工程的最终繁本报告迟迟未能通过。

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批评质疑

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后，其中结论已被不少主流的词典和教材采用，开始产生影响。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批评不绝于耳。某些国外人士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但亦有人认为所谓的“国际学术界”一贯漠视中国本土研究成果，对中国历史没有发言权。也有人说既然西方社会能把荷马史诗这种伊洛特战争发生八百年以后的作品当正史，质疑中国用科学方法计算的断代史就是骨头里挑刺。(国外学界有时会把诸如荷马史诗和圣经这类艺术作品当成信史）

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封锁，网络上随处可以见到关于此问题的介绍与讨论。许多国内外学者确实本着严谨、慎重的学术态度，对该工程结论保持一定的质疑；也有些国外学者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努力，认为只要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此类研究一定就有政治目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2000年11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断代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

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

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

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

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

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夏商周断代工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

一、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

二、“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

三、“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

四、“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

五、“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食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道。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食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学术道德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第三次辩论

2003年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

夏商周断代工程意义价值

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讨论还会一直持续下去的，但其产生的重要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了夏商周的一个大致年表对于今后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作为阶段性成果本来就不是最终结论，通过讨论有益于学术进步。

其次，大量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使得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在技术层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多学科的共同研究有利于考古学这个交叉学科的发展。

第三，人文社会学科学者作为国家级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工程专家名单见附件二）在中国是第一次，其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高规格的工程以及广泛的学术讨论，特别是大幅的宣传力度，对于普及历史、考古等知识也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最后我用项目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的话作为结尾。李学勤：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地下文物蕴藏，曾先后兴起多种多样的考古文化，逐步形成夏商周三代的灿烂文明。通过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将我们先人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昭示于世界，使中国古代文明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肯定，将巩固和增强我们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自信心。“夏商周断代工程”虽然已经进行了5年，但相对于工作的困难来说，这个时间还是太短暂了。现在所能做出的，只是当前所能达到的较好成果。“工程”还有一些专题，有待补充和改善，“工程”的报告今后还需要改进和修正。因此，我们把此次得到的成果称为“阶段性成果”。“夏商周断代”还将继续研究，并扩大研究的范围和领域。

                 （赵曦辉  十里堡笔记）

附表二：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名单 

李学勤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仇士华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李伯谦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院长、教授

席泽宗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院士

马承源 专家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马福臣 专家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部副主任、研究员

朱凤瀚 专家组成员、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

安金槐 专家组成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严文明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邹   衡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辛德勇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长寿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

张培瑜 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陈久金 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陈铁梅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俞伟超 专家组成员、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原思训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殷玮璋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郭之虞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彭林 专家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

裘锡圭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升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罗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廖名春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郑杰祥 河南省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徐振韬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

胡铁珠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副研究员

吴守贤 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研究员

方燕明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员

郑   光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杨育彬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

杜金鹏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蔡莲珍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张雪莲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宋国定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员

杨锡璋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徐广德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唐际根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刘一曼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曹定云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常玉芝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王占奎 陕西省考古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曹   玮 陕西省考古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徐良高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张立东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刘   绪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徐天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雷兴山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吴小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刘克新 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鲁向阳 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马宏骥 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赵福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世民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陈公柔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刘次沅 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研究员

陈美东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彭裕商 历史系教授

林志纯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吴振武 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刘   雨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研究员

罗   新 山西省考古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黄天树 北京首都师大中文系教授

蒋汉英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张   强 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

吴宇虹 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

刘   健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博士

             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

      20世纪末，中国学界组织了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对中华民族上古史中迷茫的三代进行了为期五年的研讨论证，最后终于使迷雾顿开，中国的历史从此变得明晰起来。本书主要从考古发掘和天文研究的角度，叙述中国从夏朝到周朝近2000年历史的年代发现和论证过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项目的总目标，是制订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年代学年表。 

        作者简介 

       岳南，中国首位在全球广有影响的考古文学作家，其作品融历史与现实于一炉，将考古发现与文化命脉，历史事件与人世沉浮尽遣笔端，在古今中外交织的叙事宏构里，重现古帝国文明。所创作的《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日暮东陵》、《西汉亡魂》以及与友人合著的《风雪定陵》、《万世法门》等数部作品被译成日、韩、英、德等国文字出版，在全球销量已达数百万册。 

        序章　千年梦寻

        第一章 直面历史的遗产

        第二章　在新世纪的光照里

        第三章 在夏文化迷宫中穿行

        第四章 夏代纪年的推算

        第五章 商代早期文明

        第六章 商代后期诸王的年代

        第七章 周革殷命的历史转折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

        第九章 西周王朝的兴衰

        第十章 当惊世界殊

        尾　 声 

        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

        序章　千年梦寻

　　1962年，在美国费城的一个会议上，美国作家协会主席赛珍珠（Pears.Buck，1892-1973），针对西方反对和封锁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的行为，发表了一篇演讲。她说道：“各位，我知道中国，我在中国住过很多年，有很多朋友，我在南京教过书。我还记得我那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们，他们是在如何地奋斗、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知识。……时常有人问，为什么这么高比例的中国人是卓越的人呢？是绝对卓越的人民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很久，今年是黄帝纪元4660年。在4600多年中，中国一代一代地经历过苦难、贫困、死亡，只有最强的人、最聪明的人才能留存下来，弱者都死光了。……我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很信的，现在留下的中国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人。” 

　　在演讲的第三段，赛珍珠说：“中国人是人类历史上杰出的一个民族，现在他们拼命地搞现代化建设，搞工业化建设。你们可以相信，他们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他们的工业化建设。……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几年前，美国把通向中国的大门关闭了，应该尽早地开放，要和他们交流、对话，可以提建议，提批评，但不能这样绝交。我相信，这件事必须在最近完成，否则是对一个伟大民族的污辱。”（页下注《回忆赛珍珠》RobertTemple：MyMemoriesofpearlBuck，June18，1998） 

　　赛珍珠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4个月，就被满怀"拯救世界"宗教热情的父母亲带到了中国。她一生中的前４０年基本上是在中国度过的，曾一度做过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外文教授，并与师生及附近郊区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8年，也就是赛珍珠回国定居的第三年，因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地》"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其描述真切而取材丰富，以及她在传记方面的杰作……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并对人类的理想典型做了伟大而高贵的艺术上的表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事隔几十年，赛珍珠在费城的这段演讲还让许多人记住并为之感动。她所说的黄帝纪元，是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为了表示与满清王朝划清界线，根据东京历史学家的推算，倡导改用由中华始祖黄帝开始的纪年（公元前2698年），这个纪年在孙中山当选大总统后，曾一度流行开来。在中国生活工作的赛珍珠记住了孙中山选定的这个纪元，并以这个年代为起始，论述了中国四千多年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可以看出，历史年代的勘定，对整个社会和世界人类的精神意志都产生潜在的、多方面的重大影响。当赛珍珠这篇讲话过去的第十个年头，美国总统尼克松就跨过辽阔的海洋，走进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那间普通的书房。随着两位巨人的大手握在一起，冰冻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的大门由此开启，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尼克松于1985年9月最后一次来中国访问时，曾说过这样一段深情的话：“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参观中国的过去，也有机会看到中国的现在，而且意识到未来中国的潜在力量。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来一百次也不能对它进行全面了解。” 

　　中国及整个东方世界的神秘，不但一个外国人无法全面了解，即是祖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难一全面了解和诠释。 

　　当年孙中山倡导起用的黄帝纪元，由于政治界、知识界在中国历史纪年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各路门派的有识之士与无知之辈在相互吵嚷攻击了一阵子之后，最终把这个黄帝纪年搞成“没有”，方才罢休。 

　　事实上，中国古代纪年，在庙堂和坊间就争论了2000多年，尤其是中国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转折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勘定，更是争论不休，难有定论。当年孔子作《春秋》时，就曾战战兢兢地认为没有把握，并产生了 “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的感慨。而更早的夏代和商代，在后世子孙的心中已经很遥远了，遥远得如同朦胧的夜空中隐去的星际，只留下了一片迷惘与混沌。面对这一独特的历史场境，后世有不少极端的疑古派学者，在“不能全面了解”的同时，干脆放言：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是可信的历史，而只是一种传说或 神话 ，“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上传下来的史影罢了。” 

　　疑古派们至所以悍然对中国古代历史史实大胆怀疑和全盘否定，自有有历史纪录的缺憾所在。尽管在独立起源的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历几千年沧桑巨变而未曾中断的惟有中华文明，但在传世文献上，中国最早的确切纪年，只有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追溯到的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再往前，便模糊一片，难辨分明。可以想象的是，伟大的史学之父司马迁为编纂千秋《史记》，在考证自黄帝到夏、商、西周三代的具体历史年代时，一定是竭尽心力，百般穷究，反复推研，设法求本溯源，追之史实。但由于条件所囿，最终未能将中国远古文明的链条清晰而确凿地连接起来。这让后人在对太史公求真务实的精神产生敬仰的同时，也掺杂着难言的遗憾──这是司马迁的不幸，也是中国远古文明史的不幸。 

　　这双重的不幸，在历史长河的流动中，逐渐郁结为一枚情感的化石，在华夏子孙心中膨胀，它压迫人们的血肉，牵动民族的神经。继司马迁之后的2000多年来，对于中国文明历史的探索，成为历代学者和仁人志士所追寻的科学理想和伟大志向。每逢盛世，庙堂民间，就有人站出来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出努力和贡献，其中不少鸿学硕儒为此耗尽了一生的精力和心血。无数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如班固、刘歆、皇甫谧、僧一行、邵雍、金履祥、顾炎武、阎若璩、梁启超、章鸿钊、刘朝阳、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张钰哲等代代贤哲，从古代流传下来和不断发现的文献、甲骨文、金文、天文记录等透出或明或暗的蛛丝马迹，对东周之前的史实作了无数次论证与推断，但由于历史本身的纷繁杂乱以及研究条件所限，总是难以如愿。也就是说，司马迁当年所推定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纪年依然是迷雾重重，难以廓清。中国五千年文明的链条，特别是自黄帝以来至夏、商、西周三代的确切纪年，便成为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学术悬案。 

　　1996年5月启动的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向流传千年的学术难题发起冲击，经过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学等不同学科门类的200余名国内一流专家、学者近5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解决了一批历史纪年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廓清了遗留千古的学术迷雾，填补了中国古代纪年中最令人迷惘的一段空白。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古代文明史领域最为重大的研究成果，这项成果在弥补了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领域一个巨大缺撼的同时，也将2000多年来历代鸿学硕儒对三代纪年探寻的理想和求索的火种得以延续，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 

　　——关于夏商周断代解密的故事由此开始。 

三皇五帝断代工程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一、三皇五帝断代工程缘起

      我为什么要研究中华上古史？为什么要研究三皇五帝时代？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根，中华民族的魂。 

      记得大约在１９５７年我读到一本毛泽东著《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里面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共四千年的说法，在我上初中学历史时，才知这四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从夏朝开始的，有明确纪年的历史是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８４１年开始的，中国有确切纪年的文明史不到三千年。所以我们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排在埃及、印度、巴比伦之后，屈居“小四”。 

      自夏而上至黄帝，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大约也只有四千八百年的历史。 

       从１９７４年开始我为进行人物画、历史画创作大量收集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民族民俗学资料，对《史记·五帝本纪》的“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的“父子相继”积年发生质疑；依据对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的研究，我逐渐形成了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第二文化摇篮的认识，并着手著述《龙凤艺术初探》，论证这一认识。 

     １９７７年夏天，我在《光明日报》上读到唐兰的一篇文章：《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文章说：“我国的文明史只有四千多年，过去一般这样说。其实不然。从解放后发现的考古资料和对古代文献的重新整理，应该说我国的文明史有六千年左右”。“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少昊的英雄是蚩尤”，“我国历史的最早一页是黄帝和炎帝的阪泉之战与黄帝和蚩尤的涿鹿之战，由于炎帝与黄帝讲和了，所以蚩尤被杀。但在少昊民族中，蚩尤依然是英雄”；“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它是从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初期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到夏禹时，至少已经有了两千来年”，“所以我们说中国历史还是应该从黄帝开始，中国有六千年左右的文明史”。他还十分尖锐地说：司马迁上了儒家“五帝德”之类记载的当，把黄帝、帝颛顼、帝喾等都当作只是一个历史人物。其实，他们都是一个时代。 

      这在当时非常传统（正统）、保守、陈旧的中国史学界、考古界简直就是一颗原子弹，引起巨大冲击波，彭邦炯著文《是氏族社会不是奴隶社会》与唐兰商榷，唐兰于１９７８年２月著文《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进一步指出大汶口陶文既不是符号，更不是图画与纹饰，而是很进步的文字，在当时已经通行，正是少昊国家的蚩尤发明了冶金并作铜兵器。正因为这时已有青铜器，少昊才号称金天氏，并设有金正蓐收该。 

      唐兰先生的观点令我欣喜并深思，我认定他是正确的、超前的、代表历史研究趋势的，也与我的思路是一致的。他确定了中国上古史的几个关键点，如果继续伸延扩展开去一定会重现中华民族昔日的辉煌。唐兰的文章，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此后我沿着他的研究轨迹继续努力。１９７８年我的四弟王清和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此后又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他给我借来了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从此我们兄弟几个人就致力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 

      从唐兰开始，中国史学界在四千年与六千年之间打一个折扣，称中华文明五千年。我们坚持证论中华文明史至少七八千年，这一观点于１９８８年出版的《龙凤图集》、《龙凤文化源流》中发表。 

      二、我如何研究三皇五帝史

      夏商周三代历史及其积年《史记》等已有明确记载，疑古派予以否定是无知而数典忘祖。五帝之前为三皇时代，依《易》系辞下传第二章“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史记·五帝本纪》亦言“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然伏羲氏风姓，源自燧人氏，“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帝王世纪》、《补三皇本纪》等）；则三皇为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 

      研究三皇五帝史，首先要证实三皇五帝作为历史人物、氏族、国族的历史存在，其次是其生活的地域和年代。这个前提解决之后，才能使中华文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落在实处。解决这个前提的关键，是从历史文献和考古文化中找到这些上古族团的族徽，并根据这些族徽的原生型、演生型、变异型（含分化与复合、综合）的承传和与之共生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确定他们生活的年代（时代）；如果还有其现代裔族，则从他们现代的遗俗和古歌溯源上古历史。我把这种方法称作：“图腾徽铭历史学”，又将其分作物态层、制度层、心态层作综合集成还原法的研究，我把这种方法叫“文化层次系统论”。在具体操作时又用了十二重考证法。 

      从哪里切入，可以直接把握三皇五帝的图腾徽铭文化呢？如何把握三皇五帝文化的本质特征呢？我的认识是：１．龙凤文化是三皇五帝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三皇五帝的主图腾；２．太极八卦天文学文化、天人合一形音义兼俱的中国文字、祭祀天主地主人主（祖先）的礼制是三皇五帝时代文明的三大支柱。 

      我的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就从这里突破。 

      研究按照我的预定计划滚动式推进，每一部专著的出版解决一个关键问题。这样做下来，已经出版了： 

    （一）《龙凤图集》（１９８８年，朝花美术出版社），这是龙凤图腾徽铭文化艺术的考古美术学编年八千年通史图集，是我从１９７８年始，用了１０年时间在全国各地实地考察、面对实物写生的图谱集成。论文《龙凤艺术初探》，第六节中国龙凤艺术的亚洲美洲播迁，提出长江、黄河，黑龙江是中国三大文化摇篮，早在六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发出大半个地球，创造了太平洋文化圈。 

    （二）《龙凤文化源流》（１９８８年，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论文３２．５万字，图版１５４幅，这是我根据图腾徽铭具有的标志性、地域性、应用范围的规定性、出现的反复性、历史的连续性、徽识变化的规律性和序列性等特征，对几十种具有典型意义的龙凤图腾徽铭的起源变迁及其所依托的上古文化族团的荣辱盛衰、迁徙、分化、聚合、文化、裔胄、生活区域等分别按时序进行研究，放在八千年的历史时空中作纵向横向的历时与共时的解读，从而确认中华列祖列宗诸文化族团的存在，及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传播史。本书初构《三皇五帝时代》框架。 

   （三）《龙凤传人》（１９９３年第一版，１９９６年第二版，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本书从民族学民俗学的“民间文化”角度，论证了以龙凤为图腾徽铭的氏族——宗族——国族——现代裔族之间的伴生互动的历史渊源关系，以及在形成至今５６个民族共和的中华民族过程中，其血缘、心理、文化诸基因的认定。从而确定三皇五帝为中华民族始祖。 

   （四）《中华龙种文化》（２０００年，中国社会出版社），本书的重点是从伏羲氏继承燧人氏时代及父母双亲系的天文学成就，建立上元太初八卦历，考察地上族名与该氏族的主观测星名同一，及岁差原理，考订三皇五帝活动的历史年代。根据濮阳西水坡Ｍ４５墓主人身份为肩髀分离的东夷帝王蚩尤的论证，及其下葬年代为公元前４５１５～４５１０年，作为确定黄帝时代的关键点。 

   （五）《中华祖先拓荒美洲》（１９９２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本书依据１９９１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１０月１８０卷第４号刊出的易洛魁部落联盟莫哈克部落奥次顿哥村民保存的兽皮画上祖先图的复制加工本，经过考证，将其所画的内容破译，命名隶定为《轩辕黄帝酋长祈祷丰年图》和《蚩尤神风后归墟值夜扶桑图》，在国内外学术界首次破译了黄帝族徽为头对天山（西北）周环２８宿星的镇龟雷雨神，并有２３个辅图腾，姬黄皆为龟象，黄帝即?帝。蚩尤头戴天齐连山五峰蛇发冠，确为古帝王。至此，又解决一个关键问题。 

   （六）中国神秘文化丛书《图说中国图腾》、《图说美洲图腾》《图说太极宇宙》（１９９８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将中国、美洲所能收集到的三皇五帝及其裔胄的各类图腾徽铭标志及其图腾文化的各分支，一图一议，一类一议，图图组合释义，以中国三皇五帝考古学文化为源，以历次移民浪潮中移民美洲的中华先民的族徽族名为活化石为流，互证三皇五帝及其裔族的存在与移民。重点考察共工氏、鹳兜氏，贵州安顺关岭红崖丹书为炎帝族谱，列出了三皇五帝关键年表。 

      经过以上的系列研究和基础资料准备，撰写《三皇五帝时代》。 

      三、如何重写中华上古史

      重写中华上古史必须直面正视历史上和当代在该领域研究中的误区和错误，确定重大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转折的关键点，用新的科学方法进行操作。 

      唐兰明确指出孔子和司马迁的错误是：①自黄帝至夏商周“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一人，以黄帝为人文初祖；②以父子相继计算五帝的积年与“寿数”，不足凭信；③司马迁认为《山海经》、《禹贡》百家言黄帝“不雅驯”，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是司马迁不懂得五帝是处于图腾徽铭时代，孔子也如此，因此曲解“?足”与“黄帝三百年”，二人因此皆删削历史而造成千载讹误。④由此引申出大汉族主义和中原中央王朝正统论，视其他民族为异族；⑤又由此而引申出炎帝、神农、伏羲、燧人不是人文初祖，以及历史上失败的民族领袖炎帝、蚩尤、共工、少昊、鹳兜、鲧等不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视为“不从帝命”的“乱者”。纠正上述错误之后，则应建立中华民族血缘、地缘、文化缘的共认心理大一统观，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缔造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和相互关系。 

      现代西方人把遗传学吹得神乎其神，但其核心主旨是想证实现代一切人都来自非洲的一位“母亲”，荒谬之极。因此我从体质人类学的科学界标论证现代黄色人种为中华人种，具有“铲形门齿”等典型特征，已有四百万年史。根据地球在太阳系亚银系、银河系的运行周期而有１０万年一次冰期，３万年一次小冰期，并同时伴有二万六千年（约３万年）的章动岁差，每六千五百年一季一个象限，由此而有海洋进退水文曲线与洪水灾害周期，它决定了考古学文化的转换和三皇五帝时代的更替。据此规律的发现，我以中国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序列谱系、碳十四年代谱系，区系类型谱系定三皇五帝的年代；以美术考古、图腾徽铭文化定三皇五帝的族属；以文献史籍、古歌、古史传说记载定族谱；以天文星象历法名称、历史地理名称定族属年代和分野；以古文字学、服饰、宗祠神庙、祭祀神主灵台，定徽铭。图腾徽铭是氏族、氏族合婚、国族、王族、国家社稷、政权的标志，是严格的族文化，是本初文字，由此分化出历法、文字、祭祀礼仪、造型艺术，形成纯文化的传统，由此重构文明、文明层次、文明时代界说，以此划分三皇五帝时代分期与年代框架。 

      经过上述努力，自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我逐步理清了三皇五帝时代的历史序列大系： 

    （一）燧人氏时代（１．５万年～７７２４年Ｂ·Ｃ）。中国文明发祥于昆仑丘，燧人氏在昆仑山（今甘肃合黎山、龙首山，《山海经》载昆仑山在此）立天表，作为天齐，确立天北极，由?兹氏雷泽氏（时居龙首山、山丹河），创制结绳纪历的《河图》、《洛书》，为北斗九星悬朗时代，依章动岁差计算创制于１．４８～１．４７万年间。 

    （二）伏羲氏时代（７７２４～５００８年Ｂ·Ｃ）。据《易》帝出乎震，建寅作孟春，２８宿始于大角、角，依章动岁差计算７７５０～７６７５年Ｂ·Ｃ称帝，校正为７７２４年Ｂ·Ｃ。又据苗族古歌，伏羲称帝号“罗奉”，公元前７７２４年为罗奉元年，初都榆中，迁榜罗，再迁陈仓、华山牛鸠原、王屋山，崩鸡公山。汉湖南长沙楚帛书乙篇载伏羲氏族谱系。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为太昊遗址，自公元前７０００～５８００年，共１２００年，发现文字２５字，七声音阶骨笛２５支，以及牙璋、白龟等，南传于淮河青莲岗文化龙虬庄，发展为大汶口文化。伏羲上元太初历年代为公元前１０４＋４６１７＝４７２１年，已进入神农氏时代。 

   （三）炎帝·神农·蚩尤时代（５０００～４５１３年Ｂ·Ｃ）。大地湾—老官台文化—仰韶北首岭半坡文化是炎帝·神农氏文化；磁山·斐李岗·龙虬庄·北辛文化是蚩尤氏文化。贵州安顺关岭红崖丹书是炎帝族自六盘山南下四川—贵州—云南的共工支所留族谱，《山海经》载有炎帝九世的族谱，第九世为夸父，时居潼关至灵宝三百里桃林塞夸父八大社（营）；神农氏第八代名榆罔（参庐），都河南卢氏县祁村湾、陈留、曲阜；蚩尤氏与共工氏据晋、冀、鲁。蚩尤死葬濮阳西水坡Ｍ４５，时公元前４５１５～４５１０年。 

   （四）黄帝时代（４５１３～４０５０年Ｂ·Ｃ）。《黄帝四经》出土，记黄帝与蚩尤征战事及颛顼与共工（时称涅）征战事。河北涿鹿有黄帝城、蚩尤城、蚩尤寨、阪泉之野张公泉（共工氏汉姓张）、釜山会盟石仰韶文化遗址。红山文化是黄帝族文化。 

   （五）少昊颛顼时代（４０５０～３３８０年Ｂ·Ｃ）。山东大汶口文化和江苏连云港云台山将军岩刻文字、天文历法历是少昊文化。河南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是颛顼·鹳兜族文化，始自４０００年Ｂ·Ｃ，第三期３６８５±１２５年Ｂ·Ｃ。此期的文化特征在北美洲加利福尼亚圣塔·巴巴拉海湾地区原封不动地移植，时在３６４１～３１１３年Ｂ·Ｃ，为玛雅历起算年，即山东少昊颛顼裔民迁入美洲的年代。其后鹳兜氏迁入郑州西山古城。仰韶文化早期庙底沟文化是其文化。共工氏时居浊漳河上游涅水（今仍此名）。 

   （六）帝喾帝挚帝尧舜禹时代（３３８０～２０７３年Ｂ·Ｃ）。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是帝喾文化（３３８０～２７９９年Ｂ·Ｃ），典型龙山文化是帝挚尧舜禹文化。帝尧２３５７Ｂ·Ｃ即帝位，帝舜２１３６～２１００年Ｂ·Ｃ（含摄政）即帝位，帝禹２１０３～２０７３年Ｂ·Ｃ，（含摄政）即帝位。夏启守孝三年，于２０７０年即帝位，为夏朝（代）开始。故公元前２０７０年为夏元年。 

      公元前２０７０年是如何推算出的呢？ 

      １．秦灭西周于公元前２５６年，灭东周于公元前２４９年，以此为推算原点。 

      ２．周积年８６７年，商积年４９６年（《竹书纪年》）、夏积年４７１年（《竹书纪年》），则三代相加为２４９＋８６７＋４９６＋４７１＝２０８３年（Ｂ·Ｃ）。 

      ３．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商积年６２９年，夏积年４３２年（西汉刘歆《三统历》），三代相加则为２４９＋８６７＋６２９＋４３２＝２１７７年（Ｂ·Ｃ）。 

      ４．取公元前２０８３年为三皇五帝时代的下限。 

      为什么不取２１７７年为下限呢？这涉及到五帝纪年与尧舜禹治水的洪水灾难的年代定位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靠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确定。 

      将考古学年代Ｃ１４测定与树轮校正年代的谱系，从距今约一万年到距今四千年前后（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前后）各相关的考古学年代数据，按时间先后、区域类型排出一个自然发展的连续谱系。我特别注意了同一个文化类型，例如龙山文化，不同地域不同遗址的年代数据，这些数据分期越细、数据越多、年代误差越小。当我把这些数据排成一个纵坐标时，发现同一个文化类型的起始和终止的年代几乎在同一个年代点上。又发现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类型的起止年代，有同样的规律。这样就取在年代点上最近的一个年代，为绝对年代。这个绝对年代，去掉±值，作为历史年代的关键点。于是： 

      １．据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终止点，确定为尧遭洪水的始点，然后根据文献记载确定尧舜禹治水（含共工、鲧等治水）的大事记年代点。 

      ２．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代的洪水年代约在公元前２２００～２２０８年之间，这同时参照水文考古数据可定。据此舍去刘歆、皇甫谧的２１７７年的帝禹下限。 

      ３．据《尧典》四仲星的考古天文学的复原，推算其观测年代为公元前２３５７年，定尧登帝位的年代。 

      ４．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等典籍中尧舜禹等五帝的寿数皆有百年，在位几十年到近百年不等，显然是把氏族在位与个人执政混而为一，因此我们尽量把氏族与个人相分离，给出其相对年代和大事记。但难以分得很细。所以禹、舜、尧、挚既作氏族又作氏族首领对待，沿袭了传统的“约定俗成”的说法，又做了与考古文化相对应的协调或调合。但从严格的史学意义上说，这可能是不彻底的，目前似乎只能做到这一步。这或许是一个“尾巴”，留待以后慢慢去割。 

      四、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高研班取经

      １９９８年２月，我为了全力以赴完成三皇五帝断代工程的写作，提前退休。７～８月参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高级研讨班，想了解夏商周断代的方法，特别是考古学、天文学、文献学如何结合？历史关键年代如何定位？特别是夏的始点在何年？我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按照我的工作方法，我已完成了《三皇五帝时代》，我想进一步检核自己的成果是否与专家们的成果一致。我和许多学员发现三代断代工程名为“联合攻关”，实仍“各自为战”，缺少通才，没有美术考古专家参与，而恰恰在没有文字明确记载的情况下，美术考古可以确定族属。三代工程把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的坐标（但这可能是共工氏蚩尤氏在夏代的遗址，肥遗龙是其“虺”族徽），夏墟又没有挖掘出，夏代各王的考古学依据还没有找到，则夏依然只能按文献记载定出上限；殷墟甲骨文研究很充分，殷纪年年表可以解决，共和元年前的西周王位纪年也可解决。当时Ｃ１４的系列标本还没有测出，而天文学家的知识陈旧，当时一位天文专家竟称２８宿是春秋战国时的产物，濮阳西水坡Ｍ４５蚌塑是冯时先生“摆”的。我还是学到了三条经验：１、制框架表；２、制王位承传年代表；３、考古文化Ｃ１４系列数据表，把同一类型的标本按时序分出类，再测定其年代，反证考古学文化的实际历史年代，复原古史。 

      五、三皇五帝年代学研究

      考古学文化系列Ｃ１４数据分析，使我发现在相同的年代跨度里，在古中华大地上并列存在着不同的考古学区域类型，具有历时性的阶段性同一特征；而在上下各是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的转变正与三皇五帝时代相始终。 

      考古年代表上所明显显示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地湾文化—磁山文化—斐李岗文化等阶段性，均与古代同期的洪水天灾相终始。因此可以肯定不同文化类型的更替，是由于上古洪水和海洋进退引起，并同时引发三皇五帝时代的更替，也就是天灾导致了王族更迭，和居民迁出迁入的变换。这使我们理解为什么上古民族迁徙，时东时西、时南时北的往复进行，文化遗址俱在丘、墟、堆、墩、?阶地上。找到了一个合于生存环境生存时空的合理的历史的解释的前提。那么三皇五帝的诞生，就是面对天灾人祸挺身而出的驭世英雄；三皇五帝时代也就是战胜自然灾害后，又创造了更辉煌的人类文化与文明智慧的延续。所以我根据古气候学古海洋学古地质水文学所给出的年代数据，认知了考古学文化年代自然分期的实质，也就同时对文献上三皇五帝的时代跨度，给予定位。 

      我给出三皇五帝代系逐一承传的参考性年表，还列有各氏族文献学谱系、氏族世系年谱（参考）、综合年表、年表资料来源表、三皇五帝时代纪年简表、大事记年表、历史年代框架表、考古学文化年代表、三皇五帝时代考古学文化年代与海洋水文曲线及历史年代大事记综合年表…… 

      研究中我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史学规律：中国考古学文化类型的转换与上古氏族文化的创生与地理迁徙同步发生、转换，与古星象、古气候、海洋水文曲线、洪水周期性相终始，根源于章动岁差２５８００年（２６０００）的周期性和宇宙大四季变化的周期性。这个规律的发现，为上古史研究解决了年代学与族属如何与文献典籍记载、考古学文化类型对接，还原上古史的难题。根据考古学文化的类型学、层位学、Ｃ１４数据提供的年代坐标，图腾徽铭、图符、文字、星象名称、地名提供的确定的族属坐标，将历史文献、古气候、古海洋水位、洪水周期等作“殊途同归”、“同位一体”的综合研究，即可还原古史。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以后，五帝断代势在必然。那么中华三皇五帝上古史，不论由谁来写，都是势在必行的。我先走一步，权作是一个试验，一个尝试。我的写作在运用、整理历代学人集体劳动成果中的得与失，对于比我更优秀的人来说就是一种探索性的经验和教训。希望大家共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王大有 )

大型纪录片
《寻找失落的年表—夏商周断代工程》

　  世界上四大独立发展的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古埃及文明和古巴比伦的年代学工作，进行了一百多年，已经达到了公元前三千年以上。
      在中国，从公元前841年算起，在这之前的西周、商、夏甚至更早，有纪无年。中国人为了寻找夏、商、西周三代的年表，从两千年前就开始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
      工程采用现代高科技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办法，集中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及高等院校两百多位一流的科学家，进行了五年之久的大规模研究，终于揭开了这个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年的历史之谜。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得到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们的关注。但鉴于它的专业化的难度很大，许多新闻媒体都无法全面报道。
       中央电视台用了两年的时间，跟踪夏商周断代工程，拍摄了这部长记录片。深入浅出，鲜明生动地向观众介绍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内容。本片首次披露了学者们是如何通过艰苦繁难的研究，得出精彩的结论。观众们可以和专家学者们一起体验研究过程中的曲折和欣喜。

《寻找失落的年表—夏商周断代工程》

第1集

《寻找失落的年表—夏商周断代工程》

第2集

《寻找失落的年表—夏商周断代工程》

第3集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有妈就有家，妈在家就安！孙中山先生曾说：天下太平靠女人，家庭兴旺靠母亲。中华文明五千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和文化标识。黄帝正妃嫘祖妈妈辅佐黄帝统一天下,为国、为民、为和谐社会奋斗终生。她为中华民族传承发展作出了丰功伟绩：首创蚕桑、衣被天下、协和百族、帛化干戈、驾宫室、垫国基。她拥有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优秀品质和最光辉形象，被世人尊称为“人文女祖”、“中华圣母”、“行神”、“道神”、“祖神”、中华民族第一位“和平女神”、“蚕神”、“先蚕娘娘”和“丝绸之母”等。她堪称中华民族上古时代最杰出的、伟大的、唯一的大发明家和女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慈善家和教育家。嫘祖妈妈是空前的女性,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母亲。中华母亲嫘祖妈妈是炎黄子孙永远不能忘却的女神！

2017年4月30日和谐人生嫘祖书院挂牌成立于中华母亲嫘祖故里——中国（绵阳）科技城游仙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为纲领，传承中华嫘祖母亲文化，发扬华夏民族精神。以讲好家庭、家族、家乡和家国故事为指导，弘扬“华夏母亲之都，世界丝绸之源”的丝路文化和一带一路文化，凝聚中国力量，缔造和谐人生。嫘祖书院于4月30日上午9：00挂牌，下午19：30天空出现彩虹献瑞！

        嫘祖书院聚焦盐亭县“华夏母亲之都 世界丝绸之源 人文女祖圣地 嫘祖故里盐亭”文化名片，开展以嫘祖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交流、研讨、宣传弘扬，集中海内外嫘祖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教育引导人们学习中华母亲嫘祖的高贵品质：勤劳善良，以身垂范；勇于创新，百折不挠；大爱无私，宽厚仁爱；为民谋利，甘于奉献。传承中华母亲嫘祖精神：勤劳、仁爱、包容、创新、奉献、爱、美、和、善。处理好“五伦”关系（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树立“四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促进“三个和谐”（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嫘祖书院为全面塑造中华母亲嫘祖的光辉形象，推动农历二月初十黄帝正妃嫘祖诞辰为“中华母亲节，倡导农历三月初三黄帝诞辰为”中华父亲节”、农历六月六嫘轩成婚日为“中华婚庆节”和农历九月十五嫘祖祭日为“中华感恩节”。

农历六月初六

天下第一大婚

 唐代著名韬略家赵蕤（《长短经》作者、大诗人李白的老师）所题唐《嫘祖圣地》碑文称：“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殁世不忘。”也就是说，嫘祖除了创造了养蚕织绸制衣技术，而且还辅佐黄帝统一中原，创立婚姻制度和礼仪等等。这些都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相传5000年前的农历六月初六是轩辕黄帝和嫘祖妈妈成婚的日子。“千里姻缘一线牵”、“洞房花烛夜”、“龙凤呈祥”等家喻户晓的传说都是关于轩辕黄帝和嫘祖妈妈的，都是从华夏母亲之都、世界丝绸之源、人文女祖圣地、嫘祖故里盐亭开始的。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为此，我们倡导全球炎黄子孙一起过“中华婚庆节”——农历六月初六，纪念天下第一大婚——轩辕黄帝和嫘祖妈妈龙凤呈祥喜结连理。同时，通过对“千里姻缘一线牵、洞房花烛夜、龙凤呈祥”的讲解，以及传统婚庆仪式的展示和体验，让人们身临其境地学习、了解中华父母黄帝嫘祖文化，引导大家寻根祭祖、认祖归宗、孝亲敬老，爱美和善，讲好家庭故事、家族故事、家乡故事和家国故事。从而引导全社会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构建和谐社会，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相关链接：

为什么全球炎黄子孙、嫘祖儿女要过"中华母亲节"(农历二月初十黄帝正妃嫘祖妈妈诞辰)

为什么全球炎黄子孙、嫘祖儿女要一起过“中华父亲节”(农历三月初三轩辕黄帝诞辰)

为什么全球炎黄子孙、嫘祖儿女一起过“中华婚庆节”(农历六月初六黄帝嫘祖成婚日)

全球炎黄子孙、嫘祖儿女一起过“中华感恩节”(农历九月十五黄帝元妃嫘祖凤凰涅槃）

弘扬嫘祖文化 传承嫘祖精神 构建和谐社会 缔造和谐人生 ——记和谐人生董事长何君梅女士

【听】为什么要重新拾起中华5000年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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